恢复高考歌曲-恢复高考声音

1.迟到的相聚

2.需要汪晖的简介

3.，肖复兴“永远的校园”原文。帮一下忙吧，谢谢了

迟到的相聚

八月二日，上午，娇阳似火，大地宛如蒸笼一般，酷热难耐，院里的蜻蜓躲在树荫下，唯恐怕被太阳晒化了翅膀。我在家庸懒地蜷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中午时分，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女同学打来的，这让我倍感惊奇，听出声音是我在外语师范进修班的团支部书记葛怡明。她在电话里说，从八零年进修学习到现在已过去四十年了，同学们一直都想聚聚。

四十年了？这让我猛然一惊！都说光阴似箭，可就是这么一箭竟然穿越了四十年的时空。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我在恍惚中答应了聚会的要求，约定明天下午召集几位同学一起商讨这件事情。放下电话，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七十年代末，自国家恢复高考后，各地的外语教师奇缺，临沂县更是首当其冲。县教育局急于止渴，临时抱佛脚招考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少数顶班的学生，又抽调了部分在职青年教师组成进修班，委托临沂外语师范培训学习。班内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十四、五岁，整整是两代人。中间是一群高中生大都十七、八岁，正值花样年华，人数在班内最多，是进修班的中坚力量。班内年龄差距大，看待事物的观念、认识不同，给组织活动、统一思想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走上了教师岗位。

往事如烟，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我收回思绪，自言自语：“我们是该聚聚了。”

第二天，临近傍晚，太阳仍旧眷顾着热腾腾的大地，迟迟不肯落山。我徘徊在马路边树荫下，等待着同学们的到来。不一会儿，同学们如约而至，寒暄之间依然亲热。邻居家开了个家庭会馆，厨师一手的鲁菜，室内环境整洁舒适。到齐八位同学，我们组成聚会筹备小组，推选出袁静同学为秘书长，协调此次聚会的事宜，同时大家敲定下聚会的时间为八月二十二日，周六，农历亦是个双日子，图个吉利。商定分头联系老师、同学，择选聚会的地点等初步需要做的事情，大家七言八语相谈甚欢。

同学聚会活动的准备工作，从这天起进入了快车道。

八月七日，我们在组建的同学微信群里发出第一封邀请书，结果反响不大，这让我心中忐忑不安。参加聚会的人数，决定着活动的规模与格局的大小，还要牵扯涉及活动场所内部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又等了几天，还是靠筹备组的同学们通过多方奔波查询、想方设法打电话联系，最后决定在群里面“接龙”，方才确认能参加活动的同学有二十几位。筹备组的同学为了聚会能如期顺利举行，她们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东跑西颠的忙碌，让我十分感动，真该好好谢谢她（他）们。

同学们的动力来自进修班这个大家庭的凝聚力，事实再次证明了“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是一条真理。

日期、人员确定后，我们又分头忙着挑选合适的地点，准备聚会的所需品等等，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几经周折才把地点定好。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们用“请柬”的形式向同学们发出正式邀请，同时征询了老师的意见并取得了一致。

二、聚会

公元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在同学们的热切期盼中终于到来。

这天，天空白云轻舒，秋风徐徐扫去了往日的闷热，多了份秋的味道。

一大早，同学从四面八方向着集结地——商城蓝海国际酒店赶来。刘树良同学为能喝上一杯酒，诉说心里话，放弃了开车，从几十里路远辗转换乘，坐公交车赶来了；李红同学心情格外激动，开车错过了几个路也赶来了；蒋克景同学外地的亲属来家，原本请假不参加了，可他还是安顿好客人匆匆赶来了；王文芳同学开车绕道几十公里，专裎接来了老大姐周景霞同学…… 一幕幕感人的场面，宛如一曲曲动人的旋律，飞向聚会现场。

宴会厅里，同学们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王玉荣和戴永红俩同学忙于同学们的签到；付玉先站在高处在和朱学军、张报春仨人整理会标，刘冬云同学架起了相机在调试着焦距和光圈；葛怡明和袁静洗出了一盘盘水果，端上餐桌。大厅很快被大家妆扮一新：正面墙上悬挂着的红色的“临沂外语师范教师进修班联谊会”会标，在一簇簇气球的映衬下鲜艳夺目。北侧的窗帘换上一幅题为“青春不老”的画面，烘托出欢快热烈的氛围，张扬着青春时尚的气息。

青春不老！写在同学们兴奋与欢乐的笑脸上，跳跃在每个人激动和喜悦的内心里。

聚会在张报春和付玉先两位同学激情的主持中拉开序幕。

? “我们一起走过漫漫人生的长路，我们一起淌过时光涓涓细流。”

? “我们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了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饱含着浓浓深情的主持词，把同学们带回到青涩的学生时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恬静的课堂、喧闹的操场；回到了清早那抹晨辉的嫣红中小树下读书的身影，回到了青春在血液里涌动的芳华岁月……

?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永远跟党走，永远热爱祖国！”主持人一声高亢的声音，犹如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道出了人民教师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勇于奉献的心声。大厅内顿时掌声雷动。

我作为老班长回顾了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走进校园，共同学习、生活的美好往事，走出校门后我们支撑起临沂县乡镇中学外语教学的半壁江山。四十年来，同学们边工作边深造求知，用自身的行动实践着人民教师的优秀品格、高尚师德，培养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四十年来，同学们的付出赢得了学校以及社会各界的赞誉，许多人评上了高级职称，成为高级的学者，不少同学荣获了省、市级优秀教师光荣称号。

四十年来，同学们用实际行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我们没有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和付出的心血，无愧于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学校。尽管学校的建制早已被撤编，我们仍是外语师范人，尚若外语师范学校今还在，定会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四十年的漫漫长路，我们一起走过，有艰辛，更有辉煌；有泪水，更有欢笑。有付出，方得回报，而今我们桃李遍天下。

按照事先约定，我们向远在外地休养的吴强老师通过视频在线问候。同学们齐声高喊“老师好”！并一一向老师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老师对没能亲自参加聚会深感抱歉，同时祝贺同学们相聚圆满成功。尽管师生们是在视频中相见，老师犹在们跟前，大家相聊甚欢，亲如家人。

敬爱的老师，何日回？同学们想你了！

钟华老师原本决定参加聚会，我们为美女老师准备好了花篮，可是学校考务工作应急繁重，无法脱身。同学们只好与她连线，在视频中她一再表示歉意。同学们向她问候致意，大家委托汲长睿同学会后把鲜花献上。

会上，团支部书记葛怡明十分动情地作诗一首：“四十余年写春秋，如今相逢再聚首。春华秋实庆丰收，师生情谊天地久。”

诗中道出了同学们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

苗智敏同学现已安家在北京，此次聚会无法参与。她发来了热情漾溢的贺词，祝同学们聚会开心快乐！苗智敏同学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缺少她的指挥，我们原本要唱响的《八十年代新一辈》这首青春之歌，只好搁浅了。

青山依旧在，同学情未了。就把这首歌放在下次吧，等苗智敏回来，我们重新把它唱响！同学们记得背好歌词哟。

聚会在欢乐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刘树良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同学，他是学习期间在农村老家结的婚。他手举酒杯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结婚的那天，同学们骑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参加我的婚礼。我依然记得，大家还是在我家简陋的小锅屋里吃的饭。几十年过去了，这份同学情让我难以忘怀。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愧对同学们。”说话间，他眼角发红，几度哽咽。这是一位多么可爱又令人可敬的人啊！

只有质朴憨厚的人，才会更加懂得珍惜感恩。

我默默地注视着眼前一位位都已年过半百的女同学，岁月的年轮已悄然爬上了她们的额头，霜花也染上她们的鬓稍。可今天，她们如沐春风，个个容光满面，英姿焕发；依然象当年那样闪动着亮丽的青春芳华，依然是当年那群永远叽叽喳喳欢声笑语的俏姑娘。

岁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但它却改变不了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陈秀彩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今年七十多岁了。今天她没能到场，她一再叮嘱张报春同学（她们住在一院）给她要一张大家的合影照片，她想看看并记住同学们如今的模样。

一位应该是多数同学的长辈了的同学，心里依然掂记着她的小同学、装满了浓浓的爱意。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同学情？我想即便是碧波荡漾的沂河也装不下这份情谊。

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同学已退休，但退休不等于退伍。刘冬云同学背起相机走天下，几年来，拍下了十几个国家的名胜风景，记录下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同时参与组团拍摄“沂蒙老兵”的公益活动，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他们为共和国出生入，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他们都已是耄耋老人，大多体弱多病，生命进入人生倒计时。

这是一场发掘式的采访，刘冬云和她的团队在与时间赛跑！

他们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辗转于沂蒙山区，挨家挨户上门走访，留下老兵们的音容相貌，记录下他们的英雄事迹。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不记个人得失，扛起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壮举，令人由衷敬佩。

还在教学工作岗位上的同学，都是学科的带头人，她（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守职责，兢兢业业。学习发扬老一代教育工作者顽强拼搏精神，“春蚕到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生命，把党和人民所给予的荣誉当作动力，这种奉献精神难能可贵，

意未尽，情未了。不知不觉中时间已是下午了，同学仍然依依难舍。

聊不尽的话语啊，请先放一放吧，我们来日方长。

我内心深深地感受到同学们舍不得这难得的相聚，更舍不得的是外语进修班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家庭！

分手不说再见，我们会时常点名的，请同学们记得答“到”！

? 摄影 刘冬云

? 编辑 张报春

作于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夜

? （二稿）

需要汪晖的简介

汪晖简介：

江苏扬州人，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本，即出）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采访汪晖先生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因为在关注77、78级的视角上他与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也跟别人不一样。开始我们还试图扭转他的思路，但很快发现自己是徒劳的，在他斯文有礼的外形下有很倔强执拗的个性。索性就跟着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没什么不好，不同的关注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许正说明了汪晖身上特有的东西。

这种"不同"很可能与他来自一个南方城市的一所师范学院有很大关系。虽然他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学至今在农村、县里的中学教书。汪晖一再强调，是后来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学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现在虽然他们在很不同的环境中，但大家都成为业务骨干，为培养当地的大学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汪晖对他们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以至于他总是不自觉地重复他同学们的"聪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访内容时我们不得不把重复的地方一再删掉。

其实我们发现汪晖先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对中国的底层群众投以那么大的关注。但我们想，他也应该是一个矛盾的人，毕竟他也赞同"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在谈及自己的理想时，他说自己真正希望的是过一种四处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处安安静静的地方念书，不需要很好的条件，只要可以随意地看书，自由地思考。

问：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谈及上大学前的经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届生，一种是上大学前有过工作或者上山下乡经历。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

答：我上大学前是工人。17岁的时候我从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没有下乡，因为年龄比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后在两个工厂做临时工。第一个是一家制罐厂，我在那儿做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从冷库拉到车间，然后用大脸盆把肉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比较辛苦，蛮消耗体力的。我干了有半年多，就换到另一个工厂扬州毛纺厂，在挡车车间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后，也到年龄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扬州市无线电一厂。我进厂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所以在那儿工作的几个月，实际上是一边工作，一边等待考试。

问：后来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学？

答：我考取的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中国十年没有高考，但我们自己其实都在读许多书，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当时大家对高考有说不清的感觉。父母希望我参加考试，当时许多人也在准备。我那个时候年纪小，觉得即使是下乡也挺好的，考大学就是换一个环境，并没太大感觉。其实在工厂也很愉快。

问：参加高考时给您比较深的记忆是什么？

答：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当年我有两个很深的印象：

一个印象是，我们""十年都是在中小学度过的，非常自由，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竞争，要那么拼命地复习考试。当时的课内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学工、学农。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们是一种很友善、平等的关系，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问题，打群架了，闹事了，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后来到了工厂大家也是一样的。高考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突然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就是十年的毕业生同时竞争一年的大学生名额，而第一年全国招考的大学生是非常少的。这个竞争第一次让我们意识到同伴之间的差别。大家原来都是一样的同学，在一起玩，忽然通过考试人就分开了，命运也不太一样了。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也变了，你是大学生，他不是大学生，或者他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现在当然差别也大，但那个时候好像显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一次竞争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间友谊的一个考验。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个印象，就是报文理科。我母亲是文科的大学老师，时，文科当然受的破坏是最大的，文科老师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带出来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包括我父母当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学文科，绝不允许我报文科。在父母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复习理科。但到了报名的时候，别人到我家送报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张填了中文。可是当时我还从来没复习过文科。所以考试我的总分并不高，只有语文高一些。

问：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文科，甚至不顾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张地填中文系？

答：因为我喜欢啊，从小就一直读这些书。虽然父母反对，但还是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家里也有很多藏书。

问：上大学前想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答：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在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未来是特别不确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会下放，会去工厂；但另一方面，其实特别不确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后会做什么。现在年轻人会想，我要到一个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资，考试的时候就在设计整个一生的未来。但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与现在的人真的不一样，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经验。

问：念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那个时候的同学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为背景产生出来的这一代人，我觉得是空前绝后地用功，那么用功非常少见。等到79级、80级以后，情况就发生明显变化。虽然那个时候念书的条件好了很多，但念书的热情好像不那么高了。可能是因为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觉得耽搁了；而且77、78年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都极为热情地读书。

当时大家都超时读书，很早起来背书，很晚才休息。学校后来觉得这样不行，规定11点所有教室灯都要关掉，而且宿舍的灯泡度数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为这个我还卷入到与学校的冲突，因为我们把宿舍的灯泡换了个度数大的。但即使关灯以后，还有很多同学想方设法念书，所以晚上11点以后你到教室会发现里面都点着蜡烛。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问：在大学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77、78级几乎是中国恢复高考后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学者教育的大学生，这个情况在79级以后就很少了。我记得很多时靠边或者被打倒的老专家、老权威，在1977年以后还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走上讲台。我所在扬州师范学院是个小学校，但中文系当时非常强，很多老师在其工作的领域里与全国任何一个学校比，都是领先的。很多全国著名的老教授，当时都给我们上本科的课程。我们受过这一代老师的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生有一点点不一样。说不清楚具体不同的是什么，可能在看待文学、历史方面和他们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不是用语言能说清楚的。

第二个收获最大，就是确立了自己的兴趣。中学的时候没想过将来要怎么样，就是想做点事。念大学时形成了兴趣和对未来的想法，并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比如说，我就决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问：谈到这一批大学生，很多人评价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你说的机遇我很难说清楚。因为77、78届学生的分配与所在的学校有很大关系。比如你毕业于南京大学，那么大学和省政府机关等地方有很多好单位等着你。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还是去做中学老师。这一点与今天大学生不同，今天的大学生不是定向的。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分配基本上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个中学都是决定了的。我现在很难评判这个好还是不好。今天的大学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多，而且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择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当年从不好的方面讲，就是个人缺少选择职业的自由，将来到哪去由不得你。我当年是考上研究生了，虽然当时大学也表示要留我在学校教书，但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一个中学去。

现在我的很多大学同学都是农村、县里、城里中学教书的骨干，而且有些还荣获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当然也有当校长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学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时候，还是蛮感慨。他们长期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贡献非常大。现在农村的中学培养了很多大学生，这与他们的劳动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但今天的大学生基本上就不愿意再回那里做老师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农村民办老师工资无着落，农村严重缺师资，这个得问问我们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硬性安排是有问题的，因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国家要用什么样的政策，鼓励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则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来越分化的。

考取大学对我们这些人确实是个机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机遇。我在这件事的认识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现在就业的多样性很让人羡慕，但另一方面，对那一代人来讲，有了一个学习的机遇，毕竟受了这样系统的训练后，他们才能做很多事情。

问：您谈的这些对我们有一些新的启发，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话题。

答：可能因为你们采访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从一个非省会城市大学毕业的人，我比较了解这一点。我到过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在国外还呆过好多年。

虽然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可能走得远一点，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大学同学们的智慧就比别人差，从来没有。对于我的这些同学，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些人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后来他们的职业发生分化只是因为大学后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别的机遇，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后来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但这个跟他们个人的智力没什么关系。他们中有的确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物。

虽然扬州师范学院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中学教师，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的同学年纪也比较大，他们考虑问题相对实际一些。尤其那个年代年龄偏大的人外语相对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语是先决条件。其实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语不行，不能考研究生，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然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社会分工就是这样的。77级的各个同学，基本上都是学校教学的骨干，或者是校长或者主任。有几个同学，印象中被评了很多奖，据说是非常优秀的奖励。我不太懂中学老师的评级，反正被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问：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分化？

答：就是考试嘛！因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学的等级制度。即使上了大学，还有大学的等级，名牌大学和地方大学差别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学的时候南京大学是全国性分配，而且省级机关、很多大机构都向它开放。而我们学校就不一样了。中国大学的分级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化根据，你进什么大学实际上对你的未来起极大的作用。当然再后来的一个改变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么地方，获得的资源和地位是不一样的。我到北京念书时的机遇跟我在扬州时完全不同。这个就是中国教育体系里面的等级。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哈佛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地方学校的学生机遇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的流动性可能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现在也比过去好一些。虽然大学名牌与非名牌还是不一样，但就业是自由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国家分配，国家只给你这样的编制和名额，你不要想跳出这里到别处，你不可能自由去申报另外的单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没有用的。这是当时规定的。我所说的三六九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现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是用国家强行规定的办法，让这些人到这些农村、县里的中学去。中国社会应该让不同的区域通过教育体制获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让好的地方越来越好，坏的地方越来越坏，最后坏的地方大量出现农民孩子失学的问题，因为整个教育水平低，没有好的老师，学校办不好，孩子上学也考不取大学。一代一代就变成这样恶性循环。

人先天的差别有多大？我认为没多大。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为后天条件造成的。我的社会理想就是让这些人有更公平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更努力做到的。

问：接下来我们谈谈《读书》杂志。现在很多学术类的杂志生存困境很大，《读书》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答：《读书》没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发行十多万，在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而且每年还上交三联书店很多利润。《读书》应该是知识界比较成功的一份刊物。

问：一般来讲都说"曲高和寡"，《读书》是如何作到不仅品位高，而且广泛受到读者欢迎？

答：第一，虽然《读书》是有很多学术内容的刊物，但给我们写作的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给学报写论文的那种写法，所以《读书》还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还是很多人都愿意看。第二，我们追求的是让《读书》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论坛，这样一个论坛不断地触及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问题、危机、矛盾以及我们未来的前景。这样的讨论一展开，就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当然，我们主要是从"读书"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但只要你触及这些问题了，自然就有很多人会关心、会看。另一点是《读书》坚持多样性。《读书》当然有自己的标准和取向，但里面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有一定的广泛性。《读书》的作者群落是好几个辈分的人，包括费孝通、清华大学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都是快100岁的人；中年一代给我们写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亿、葛兆光、陈平原等等。现在又有更年轻的。海外的留学生，甚至西方的学者、亚洲地区的学者都给我们写稿子。所以《读书》的知识资源比较丰富，别的杂志想得到这样的资源就比较难。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他们有很好的读书习惯。《读书》的读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问：每一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定位，《读书》的定位是什么？

答：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有"大书"、"小书"、"书里"、"书外"，不光是读书本，也包括读社会这本"大书"。所以形成的是一个公共论坛，揭示社会的一些问题，引发思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至少是我做主编的时候，我确定它基本不是一个振臂一呼的杂志，也就是所谓喊口号的杂志，它的基本目的是让人思考。它发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里面，让读者也参与到这种思考和讨论当中来。比如说大家经常说WTO带来的机遇、挑战等等，但《读书》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问题，《读书》杂志的声音和一般媒体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其中的很多其他问题。这些文章组织在一起，就推动人们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处境的思考，这个我想是《读书》的一个方向吧！

问：但现在有一部分读者反映，《读书》似乎越来越专门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专门化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读书》一定程度上也有与大众趣味之间的……怎么说，一种互动吧。假定我们社会的阅读都变成了大众口味，稍微难一点我们就不肯去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会让我们丧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会发现娱乐性的刊物有无数种，多一种少一种都无所谓。《读书》坚持有一定的挑战性，包括知识上的挑战性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说难懂就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读书》不能完全变成大众刊物，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也挺悲哀的。就像现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们只看连环画，连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铁里都是卖连环画的，文字很少。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社会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样对待知识和思想问题，说明这个社会有很大危机。

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很大危机，比如缺少反思能力，总是跟着潮流走，《读书》不太愿意这样。我宁愿做出一定的牺牲，也要保留它这一部分。我们尽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说完全讨好大众口味。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喜欢轻松，所以已经很少有同类的刊物愿意再做与《读书》同样的事情。但《读书》在这件事上不能放弃。《读书》发表一些难懂一点的文章，是因为背后都是有问题存在。如果整个社会变成除了搞笑没有别的，蛮可悲的。我不是反对人家做这个，因为社会也需要这个，但如果一个社会连一份两份严肃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纳的话，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问：现在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读书》又是一份自负盈亏的杂志，但你们似乎很少做自我宣传，为什么？

答：我们自己的确是很少做宣传。很多朋友也说，《读书》也应该多做一点宣传，也许将来会做的。但《读书》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就是让大家自由来去。这是一个朴素、低调的方式。

我刚才说了，《读书》不是一个振臂一挥的地方，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尖锐，但不是故意说一些刺激人的话，让大家骚动一下。我不欣赏这种方式。《读书》触及的问题本身都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一些人认真的思考和想象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传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时候你也得相信读者。文化产品，《读书》也好，一个人写作的论文也好，一个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说也好，最终的判断掌握在读者手中。你说广告重要吗？广告是重要的，但读者的判断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术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不同于空调、酒，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反对广告，我不反对，而且《读书》这方面应该说做得不够……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姿态，因为实在不喜欢变成商品。

问：《读书》上的广告多吗？

答：很少。只有一些书的广告，我们不登别的广告，除了出版社宣传图书的插页广告。

问：如果有厂家要求做广告，你们登不登？

答：基本上没有做过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突然有一个广告发在《读书》上，熟悉《读书》的读者会很不习惯。我现在很难确定，但基本方针是不登。

当然《读书》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广告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妥协，这个不是不可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生存的压力。

而且我觉得《读书》是为大家服务的。也许因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联书店的人，只是应他们的邀请做主编。对我来讲，我们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带有义务的性质，我没想过要用它赚钱，我想的是要让它为大家服务。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但坦白地讲，现在我们的编辑待遇很不好，我们会尽量改善编辑工作条件，但这个改变不是把《读书》变成卖的商品，如果这样的话，《读书》也就不是《读书》了。

问：您自己是如何读书？

答：我读的书是跟自己研究有关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几年主要在读17、18世纪的一些史料。当然我也读一些新的研究书。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读书，只要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就从早上读到晚上。

问：您觉得这些年来，您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大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首先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对我们这些人从生活到职业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有影响不等于你完全要顺着时代的潮流，你有顺应，有适应，也有反抗，有协调，有各种各样的过程，无非就是这样。

你在这个社会生活，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你总是要跟着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变化。但每个人毕竟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不可能说我什么都适应，什么都赞成。一个知识分子更是这样。对我来讲，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但改革开放以后，我能够做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在国外教书，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变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我都要接受，不是这样。

补充采访：

1. 对您来说，20年来几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您觉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选择关头，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标准是什么？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我的一生，这个问题我得以后再回答了。

2. 为什么要离开社科院的工作到《读书》来？在《读书》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动摇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在《读书》只是兼职，并没有离开我的研究工作。我来《读书》纯属偶然，因为三联书店的董秀玉总编辑邀请我来，我不能推辞。我本来没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打算，也许因为不断地面临挑战，所以反而留下了。我从来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动摇，动摇总是因为内心感到怀疑才会发生。

名师访谈访我校学术新人奖获得者汪晖教授

●新闻中心记者 冷凝

“一个人一生能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我希望尽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点。”我校2003年学术新人奖获得者、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如是说。

“人文研究课题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大量阅读、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积累，靠传统，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学术成果的意义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价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汪晖对“路况”感触颇深，他的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写作过程历时十三年。

汪晖是后第一届大学生，他是在鲁迅的学生唐弢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在人文研究领域已经耕耘20多载，来清华大学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颇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鲁迅的，后扩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写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是新时期鲁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被公认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三个版本。一些鲁迅研究学者将该书视为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战》、《严复的三个世界》、《科学话语共同体与的起源》、《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观念》等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其中若干论文已经分别被翻译为英文、日语、韩语。他撰写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等长篇论文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会文本》(美国)、《世界》（日本）、《创作与批评》（韩国）、《当代批评》（韩国）、《世界报外交杂志》（法国）、《宣言》（意大利）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碰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汪晖没有在某一个层面停下来，因此该书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迟。“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学科的性质会出来。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积累。” “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有历史的，也有理论的，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发现一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向，都会令汪晖兴奋不已。“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通过深入的研究，发展出既能回应当代世界的变化和问题，又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之中的学问，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术视野，这是汪晖立志努力的方向。

，肖复兴“永远的校园”原文。帮一下忙吧，谢谢了

永远的校园

肖复兴

我离开校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教了3年书，而后自以为是要闯荡更广阔的生活，那样毅然离开校园的，算算至今已有14个年头了。在我人生52岁中，我上了16年的学，当了大、中、小学的老师10年，一共26年，校园生活占去一半还要多一点。可见，校园刻印在我的生命里，而我却离开了它。我常想起校园，常责备自己当初那样的选择是不是对校园的一种背叛？

1978年的冬天，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到这所中央戏剧学院报到，是“二进宫”，因为在1966年时就考入了这所学院，“”爆发了，让我和它阔别了12年，也和校园阔别了12年。当我重新回到校园时，已经31岁了，虽然有些苍老，但感觉还是那样年轻，这种感觉来自我自己，也来自校园。我总想起报到的那一年冬天，躺在宿舍的二层铺上睡不着觉时，听窗外白杨树被寒风吹得萧瑟的声音；我总想起第二年的春天，一眼望见校园里的藤萝架缀满紫嘟嘟的花瓣的情景。我第一次走进这所校园参加考试，就是先看见这一架紫嘟嘟花瓣的藤萝的，那时我才19岁。重现的旧景旧情，往往能使人产生幻想，以为自己和校园都依然像以往一样年轻。实际上，我和校园都已经青春不在了。尤其是逝去的岁月并不是在校园里流淌，而是渗进在荒芜的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校园里没有留下我的足迹，校园只给予我一个伤痛的符号。

那时候，我才真正地对校园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校园对于一个人的青春是何等的重要，是任何别的地方别的事物都无法取代、无法比拟的。如果说青春是一条河，那么，这条河流淌过的树木芬芳、草丛湿润的两岸，应该大部分属于校园。在我31岁青春只剩下个尾巴的时候，失去了校园12年之久，才体味出校园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像一位诗人曾经说过的：失去的才懂得珍惜，拥有的总不在乎。记得刚刚入学的时候，无论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我总要把学院的那枚白底红字的学生校徽戴在胸前。其实，按照我的年龄应该戴老师的那种红徽章才是，戴这种白校徽和年龄不相符，颇有些范进中举式的可笑。

但我还是戴了好些日子，它让我产生对校园的亲切感，也让人知道我和校园是同在一起的自豪感。

如果问我这一辈子什么最让我留恋？那就是校园。离开校园之后，这种感情与日俱增。在以后的日子里，偶然之间，我也曾到过一些大学，或者说大学闯入了我的生活，更让我涌出一种故友重逢、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有两次，一次是到厦门大学，一次是在天津大学。

我的一个学生在厦门大学读书，她陪我参观了整个校园，鲁迅先生的雕像，陈嘉庚先生资助建造的体育场、教学楼、实验室……到处是年轻学生青春洋溢的脸，到处是南方高大葳蕤的树，到处是亚热带的奇异芬芳的花。青春时节像是一只鸟或是一粒种子，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飞翔或种植，该是多么美好和适得其所。

她带我推开礼堂的大门，偌大的礼堂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只有台上亮着灯，几个老师和学生在布置着舞台，大概晚上要有演出。那种安谧的气氛、空旷的空间，以及几粒橘**的灯光童话般地闪烁，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门外蓝得像水洗了一般的高远浩渺的天空，还有那流动着的湿润、带有树木的清香，弥漫在身旁。这些，都是只在校园里才会拥有的境界。只有在这里，一切才变得如此清新，心情才得以超凡脱俗的净化。若能够在这里再读几年书，该是多么好啊！青春的血液该像是过滤透析一样，清水般的清澈。那一刻，时光倒流，我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那次在天津大学，是我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送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巧，电台的朋友把我安排在校园住。我住进去时已是夜晚，四周被浓郁的树木包围着，林间有清脆的鸟鸣，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间或能碰见几个正高谈阔论而迟归的学生，空气中没有那种在别处常有的煤烟味和烧菜的油烟味，只有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潮湿的泥土的土腥味道。我知道这是只有校园才会喷发的气息，它让我感到熟悉，感到亲切，它和别处不一样，它有的只是这样的清淡和清新。

第二天清早，我漫步在校园的甬道上，一直走到主楼前的飞珠跳玉般的喷水池旁，我更体会到只有校园才会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氛围。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学生，或捧着书在读，或拿着饭盒急匆匆地在走，或抱着球风一样在跑，身影消失在操场上、饭厅里和绿荫蒙蒙的树丛里、晨雾里，让我很羡慕他们。我想，

如果能让我重返校园，无论是读书还是教书，我一定会比以前更珍惜，更认真。我当时真的这样想，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校园更美好，更让人感动呢？也许是走过了一些别的地方，看到了一些 不愿意见到的事物，才对校园别有一番情感？也许校园本身确实相对清纯清白一些而让人产生一种世外桃源的错觉吧？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污染得越来越严重了。同时，我也想，青春真是一刹那，稍纵即逝。我眼前的这些可爱的学生一般只能在校园里呆4年，即使读硕士、博士，也就7年或10年，他们很快都得离开校园，都得和我一样快速被这个强悍的外部世界同化而变老。那次，我在天津大学住了十多天，一直到把那部长篇小说录音完。十几个清晨和夜晚，我都在校园和学生在一起，便也和校园外的喧嚣隔绝了十几天，感受到久违的青春气息，虽有些伤感和怅惘，但美好难再。．．．．．后来，我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叫做《青春梦幻曲》。

去年，我的儿子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学校要家长直接递送保送的表格，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校园。未名湖、三角地、五场、新建的图书馆……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却让我感到是那样的熟悉，仿佛以前在哪里见过。我知道是校园才会让我涌出这种感觉和感情。绿树红楼、蓝天白云、微风荡漾的湖水、曲径通幽的甬道……还有那些虽不如街头纷至沓来的年轻人衣着时髦的学生，但一一让我感到是那样的亲切。我几次问路，学生们都是那样彬彬有礼，而且用他们青春的手臂指向前方的路。然后，他们消失在柳荫摇曳的前方，于是，便一下子绿意葱茏而飘荡起动人的绿雾。这种感觉只有在校园里才会拥有的，虽然我知道只要走出校园，这种感觉便会像是惊飞的鸟一样荡然无存，但我仍然为这种瞬间的感觉而感动。想想儿子就要在这样美好的校园里读书，心里漾起祝福，也隐隐有些嫉妒。同时也在想，他能够和我一样，在经过了沧桑之后对校园充满着珍惜之情吗？

记得去年一个星期天，儿子在学校复习功课，我去找他，特意带了相机。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学，也曾是我的母校。儿子就要离开它了，便和中学时代告别。我希望给他留下几张照片作为纪念，也想和他一起同母校留影，留下校园的回忆。校园异常安静，百年历史的老钟还在，教学楼巍峨的身影依然，儿子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地跑下楼来，青春的气息和满园馥郁的月季芬芳一起在校园里洋溢。32年前，我和他一样大小，一样高中毕业，一样青春洋溢而所

想空阔，一样想从这个中学的校园蹦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校园……但梦就是在这样的年龄时破灭了。

我和儿子站在了教学楼前的校牌旁。32年了，校牌依旧，我和儿子一人站在它的一边，两代人的梦都在它的身旁实现。照片会留下岁月和历史，留下深情和记忆。即使我们都不在了，照片还在，校园还在，永远的校园会为我们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