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高考作文_金庸高考素材

1.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2.金庸的十四部小说写作的背景？

3.金庸写射雕英雄传的背景及原因

4.金庸是哪里来的灵感，著有如此经典武侠小说？

5.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

古龙老先生和金庸老先生虽然都已经相继离世，但他们却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供拜读。仔细研读两位老先生的作品，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给女性起名字的时候，金庸喜欢用姓氏加一个单字，而古龙则会在姓氏后面加叠字，这其中有何深意呢？

我们最熟悉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连城诀》、《倚天屠龙记》里出现的女性角色，名字都是由两个字组成。比如说，黄蓉、郭襄、郭芙、程英、华筝、戚芳、水笙、桃红、菊友、殷离、 赵敏等。

名字如其人，但从名字来看，金庸笔下的女性都是侠肝义胆之辈。两个字组成的名字，总是给人一种简洁明了、爽快的感觉。看过这些作品或者翻拍的电视剧的人都知道，这些女性角色的定位多是忠肝义胆的侠女，即便有儿女情长的部分，也掩盖不了那份义气。

而古龙小说里常常出现的女性名字多是三个字，姓氏加上一个叠字，譬如朱七七、厉真真、苏蓉蓉、白飞飞、屠娇娇、张洁洁、温黛黛等等。这些名字给人的感觉便是柔情满满，把女子的柔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非要把金庸笔下女性名字改成三个字，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意境？比如说黄蓉蓉，虽然只是多了一个“蓉”字，却把档次拉低了很多，整个人物会有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失了古灵精怪的性格。想来这个人物，也不配做靖哥哥最爱的女人。

当然，世事无绝对，金庸老先生的作品中，也不是没有三个字命名的女性。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穆念慈、梅超风、杨不悔、周芷若、朱九真等，但终究还是相对较少。

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三人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即便都是在描述武侠情节，同一素材，换成不同的作家来写，势必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或许，这只是个人的偏好罢了。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经历，金庸老先生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岁月沉淀下来的阅历，再加上性格原因，更倾向于塑造外柔内刚的女性角色，而古龙老先生则是偏向于塑造受男人保护的女性角色，这样一来，必须是温柔如水的女子，名字也必然要温柔一些。

我的毕业论文是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谁能给我篇范文？

一 在创作思路：小说“射雕三部曲”的三 张无忌

位主人公形象，基本上是按照正、反、合的逻辑模式发展的。《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的形象当然是“正”，即正统的或正宗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价值的体现，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比之下，《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形象则无疑是“反”，冲动偏激、反叛师门、挑战传统价值；张无忌的形象则是“合”，合郭靖的单纯质朴与杨过的聪明伶俐，合郭靖的为国为民与杨过的至情至性。作者是想“极高明而道中庸”，张无忌的形象，是对郭靖形象与杨过形象的一种艺术上的统合或中和。 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我们几乎处处都能发现这种“中和”的痕迹。张无忌出生之地名为冰火岛，这不仅是说这个岛屿是北极冰海中的一座火山岛，作为张无忌生命最初的生存之地，这—环境的命名，实际上也暗示了未来的主人公张无忌的性格：冰与火的中和，当然就温暖宜人。进而，张无忌作为武当名侠张翠山与天鹰教“妖女”殷素素的儿子，他身上流动着的血脉也是正、邪两派的中和。进而，按照金庸小说的惯例，主人公最突出的武功技艺常常是他的性格与人生的最好的说明或补充，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无不如是。那么，张无忌的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和太极拳剑，当然也就应该是主人公性格最重要的提示：第一种神功代表张无忌的热血和赤子丹心，而后两种神功都是对乾坤阴阳的中和与圆转，张无忌出道江湖之后最大的行为目标，就是要在以六大门派为代表的正派集团与以明教、天鹰教为代表的邪派之间充当和平的使者，谋求正、反之“和”或“合”。 二 张无忌的性格对于《倚天屠龙记》一书的武林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异类。最经典版 - 梁朝伟版张无忌(13张) 张无忌生平的—大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生与成长环境的独异。除了上述冰海火山的象征意义之外，在这一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张无忌，在性格上当然会有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冰火岛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年幼的张无忌虽非孤陋寡闻，但毕竟是耳听者多、眼见者少；二是在这个岛上，除了张无忌之外，就只有他的父亲、母亲和义父三人，从小独得三位长辈的厚爱，深受不含杂质的爱心润养，培育了他无比淳厚的天性。因此，相对于世俗社会的小人和庸人，他是天真的“自然人”；相对于江湖现实中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海中人”。总之，对于《倚天屠龙记》的世界，张无忌具有彻头彻尾的赤子衷肠，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另类人物。

张无忌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过分的诚实与单纯。九岁以前的张无忌一直生活在一个单纯透明的环境之中，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谎言。所以，张无忌不会说谎，也缺乏辨别谎言与欺诈的能力，于是他的一生总是免不了不断地上当受骗。尽管他母亲临死之前谆谆告诫他“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但这一血的教训仍未能改变张无忌的诚实天性，并没有使他从此变得精明起来。而他所经历的人生，也是一段不断被狡计与谎言所欺骗的经历，让人想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大师伏尔泰的小说名作《老实人》和《天真汉》中的主人公。张无忌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傻瓜，他聪明而不“精明”，所以在这个精明人的世界中，张无忌也就只能像老实人、天真汉那样，成为世俗社会欺骗的对象和笑料。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张无忌这样的老实人、天真汉，也同样成了我们认识和反思现实世俗社会的一面具有一定光洁度的“镜子”。它照见了江湖，也照见了江山；照见了正派的不正，也照见了邪派的不邪；照见了统治者的残暴，也照见了反抗者的卑污。 虽然，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作者的镜子意识——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世俗社会以及欲望人生作出映照、反省、批判的创作意识——还不是非常自觉，但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部小说之后，金庸写出了《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其中《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是更加地道的“老实人”，而《侠客行》一书的主人公石破天则是更加地道的“天真汉”，《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不仅仅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还是那个欲望／非人世界的观察者和反省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这个主人公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入世入时之人；与之相反，《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入世而又入时，只不过证明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有这些角色，都不仅是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也成了那个传奇背后真实的历史文化世界的观察者、反应者或透视镜。金庸小说创作的这一转变，正是从《倚天屠龙记》及其主人公张无忌开始的。 三 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主人公张无忌不但武功高强，而且 吴启华版张无忌

医术通神，他有过一段学医的经历，并且有行医的本领和资格，这是张无忌形象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在蝶谷医仙胡青牛逝世以后，张无忌堪称当世第一名医。在医德方面，以“见死不救”而知名的胡青牛就设法与宅心仁厚的张无忌相提并论了。 在这部小说中，张无忌随时发挥自己高明的医术，常常成为小说叙事情节的—种重要的推动力，张无忌利用自己的医术疗伤拔毒、治病救人，同时常常借此使自己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这部小说中，张无总并没有当真以行医为业，但学医的经历加上行医的经验，对这一人物的心理、性格及人生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他的生命意识、人生观念、善恶价值和人文情怀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无忌的医术如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德和医道——即对生命的了解、重视、理解和悲悯。实际上，张无忌的第—次“出道”，就是为了救人，是出于他的医者仁心的推动：目睹峨眉派对明教锐金旗壮士残忍凶狠的大屠杀，忍不住挺身而出，质问峨眉派，看起来仅仅是个无知小子的天真发问，实际上正是一个大仁大智者对真正“不明真理”者的提示或警戒。然后，张无忌就开始了屠场上的救死扶伤，为锐金旗的壮士们止血包扎。再后来，他又以身相代，宁愿让不眨眼的灭绝师太对他三掌，也要阻止这场打着正义旗号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这样的场景中，张无忌不但是一个英雄、一个侠士，更是一个医生，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实际上，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所有的行为，无不可以看成是救死扶伤。接着为明教和天鹰教“排难解纷当六强”，后来又为救六大门派的高于而奋不顾身，最后号召和领导天下英雄起而抗元，无不是对人间的“救死扶伤”。医生的职责和仁心不仅深入骨髓，进而泛化为张无忌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 四 年幼的张无忌每天都在玄冥神掌的阴寒痛苦中煎熬，每天都受到 苏有朋版张无忌

死神的威胁，如此长达数年之久。这种独特的经历，对张无忌的心理和性格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小小的张无忌其时当然还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生命意识，其实也不是张无忌苦思冥想的结论，而只是对前辈哲人有关生命思考和议论产生了奇妙的共鸣：“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新生乎?” 或许当年的张无忌对《庄子》的道家生命哲学尚未有真正深刻的领悟，因而对生命如“做大梦”、死亡如“醒大觉“之说还只是下意识的心理共鸣。但经历了一番孤独寂寞的出生入死之后。再在光明顶地道中听到小昭所唱的小曲中的“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想到十余年艰苦备尝，今日又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自会“不禁魂为之销”。也就是说，此时的 张无忌，已经从住日对死亡的安慰性的想象，上升为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从盲目的或消极性的乐观，上升为清醒的或积极性的悲观。张无忌再一次在精神脱胎换骨，一旦从山腹中走出，就会让自己的生命大放光芒。 当张无忌出了山腹，走上光明顶，看到的是在六大派围攻之下的明教、天鹰教一败涂地的场面，听到的却是明教、天鹰教教徒们神态庄严、将死亡置之度外的生命的歌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听到这样的歌唱，张无忌更是不暇多想，挺身而出，想要“排难解纷当六强”。此时，张无忌的生命意识，已经从本能的想象层次、知性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层次。

五 早在幼年时期，张无忌尚未登上武当山，就被别有用心的玄冥二老抓去，且让他身中玄冥神掌，当然这是为了逼他说出义父谢逊的消息。那求生不得的痛苦煎熬可想而加，但当殷素素问他是否说出了义父的下落时，张无忌昂然回答：“他便打死我，我也不说。”此一言，足见少年张无忌坚强的意志和他的英雄气概。进而，在蝴蝶谷中，受到武功高强的金花婆婆和少女阿离的胁迫，张无忌武功不济，便以牙还手，使得少女殷离对张无忌的个性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更好的例子，也许还是当他受到纪晓芙的临终嘱托之后，十四五岁的张无忌便历尽艰辛，将更加幼小的杨不悔万里迢迢地送到她的父亲杨逍的手中。杨逍问他要什么样的报答，张无忌问答道：“纪姑姑没将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若是我有所求而来，我这人还值得托付么?”对此，我们还能说张无忌没有性格、没打主见、没有英雄气概郑少秋版张无忌(19张)么? 成年之后的张无忌当然没有幼年时那样简单，但却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年纪越大就越没有丰意。不想加入明教，但却当了明教教主，当时的情况是：“张无忌耳听得杀声渐近，心中惶急加甚，一时没了主意，寻思：“此刻救人至于一切，其余尽可缓商。”可见，张无忌并非当真没有主见，而是始终以救人为重。后来，张无忌在推辞不得之后，对明教约法三章，要求明教上下人人严守教则，为善去恶，行侠仗义；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要求明教对中原各大门派既往不咎，不再去和各大派寻仇。如此立场清醒、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又怎么能说他没有主意、没有性格、没有英雄气概? 张无忌对赵敏说"倘若大家不，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也盼别人也不要害人。”这些话听起来实在有些孩子气、实在太“糊涂”，但其中却有清醒又清新的思路，并且为江湖人生，实际上也为江山历史提供了另一种价值选择的可能。 张无忌确实十分随和，许多事似乎都是无可无不可，但若以为这就是无主见、无原则，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最突出的例子是，我们看到，张无忌可以暂时接任明教教主，但当明教势力不但震动江湖而且震动“江山”之际，张无忌却赌咒发誓，决不妄想，这就是他的原则。他实在对王位、对政治不感兴趣，当然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从事传统政治斗争的天性。张无忌有的，只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做“人道启蒙”的天赋与条件，那就是他的赤诚、天真、善良、仁爱和悲悯，和他的生命意识、做人良知、人道观念与人文情怀。 在读过杨逍所著的《明教流传中土记》之后，张无忌感慨万千，顿悟“只有朝廷官府不去欺压良民，土豪恶霸不敢横行不法，到那时候，本教才能真正的兴旺”。遗憾的是，张无忌这样的人即使有再多的悲天悯人之心，能做一个合格的明教教主，但肯定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自己也坚决不想当一个政客，所以，他注定不是朱元障这样的政治流氓的对手，及早退出。 最遗憾的是，问题其实还不在于当时的张无忌有何作为、如何行为， 刘德凯版张无忌

而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怎样去认识张无忌的这些行动与作为。我们看到，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将悲天悯人当成胸无大志，而将野心私欲当成伟业雄图：将赤诚真挚当成傻瓜笨蛋，而将撒谎骗人当成智慧精明；将救死扶伤当成软弱无用，而将如麻、流血漂杵当成英雄气概；将人道的启蒙当成无知的呓语，而将霸道的逻辑当成天下惟一的人生至理箴言和历史的规范法则，岂不悲哉？ －－修改节选自《何人识得张无忌》（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

基督侠张无忌

张无忌有道家的“无为”，又有佛家的“慈悲”。也可以说是在二者之外——张无忌是明教的教主，明教是将基督教教义混合而成的教派，也可说他是“基督精神”的典范：“ 要爱你们的仇敌” 。基督是救世主的牺牲精神，因此张无忌成为解救江湖众生的明教教主，明教精神就是“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张无忌的侠义心也带有几分宗教慈悲的色彩，如他硬生生地挨了灭绝师太致命的三掌，以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方式挡下了六大派对明教的屠戮，彷佛是在为明教背负着十字架，以自己的鲜血为明教众人请命赎罪。

金庸的十四部小说写作的背景？

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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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骗子；不是骗子，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金庸写射雕英雄传的背景及原因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十四个字分别提到了金庸先生的十四部武侠小说：

《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

《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侠客行》《碧血剑》《鸳鸯刀》

写作顺序：

1955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金庸」笔名首次出现

1956 《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

1957 写《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

1959 《神雕侠侣》开始在《明报》创刊号连载

《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

1960 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

1961 《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3 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

《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5 创作《侠客行》

1967 创作《笑傲江湖》

1969 创作、发表巅峰之作《鹿鼎记》

1970 写《越女剑》。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

1972 《鹿鼎记》连载完毕，宣布就此封笔不写武侠小说

注：金老的《越女剑》不属于武侠小说。

先来说《飞狐外传》

时代背景

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公元1766年-1769年)

书开篇时,胡斐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而胡苗决斗在"十三年前"。由下面《雪山飞狐》的考证可知,苗人凤胡一刀决斗。胡斐出生均发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腊月,则此时为乾隆十八加十三等于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由此可知,胡斐此时应该是13岁而不是14岁(此时显然未到腊月,胡斐还没到14岁生日)。

而全书结束时提到"……十年前乾隆皇帝在杭州微服出游,曾为红花会群雄设计擒获,囚于六和塔顶……",又说"……香香公主十年忌辰……",则由《书剑恩仇录》的年代背景可知,此时应为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

这样说来,全书结束时胡斐才不过16岁,汗……看书里那复杂的感情描写,还以为都二十出头了呢;就精神层面上说,这家伙比韦爵爷都早熟……

雪山飞狐

时代背景：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三月十五

这部《雪山飞狐》的起讫应该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确凿无误的了:整部小说就发生在"……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这一天里——从早上 "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一直到"……月亮正圆……"。

而苗人凤胡一刀决斗。胡斐出生是在"二十七年前",也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的腊月。

连城诀

时代背景：明中前期

论据1:书中的"知县。知府"等官名和"荆州府。江陵县"等建置,都是明清两朝所有的。

论据2:丁典追忆凌霜华所述时提到"……承圣三年,魏兵攻破江陵,杀了元帝。但他聚敛的财宝藏在何处,却无人得知……几百年来,这秘密始终没揭破……"梁元帝死于公元554年,既然说的是"几百年后",则至迟不能晚于公元1554年——其时尚在明中叶。

因此《连城诀》的时代背景应为明而不是清,且极可能是在明前期,至迟不晚于明中期。

天龙八部

年代背景：公元1090年――――公元1094年

北宋哲宗元祐五年-元祐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0年-1094年)

《天龙八部》一书的起始终结本来是很清楚的,只是书中出现了几处BUG,使考证者容易迷失方向。《天龙八部》开始于大理天祐年间(第六回中说"保定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祐,其时正当天祐年间……"),但具体是哪年仍不清。

这是因为目前史学家们只知道保定帝是从宋元丰五年到绍圣元年在位,但保定、建安、天祐这三个年号到底各占了几年,迄今尚无佐证。

这样我们就只能另找时间线索了——幸好,乔峰任帮主的时间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

书中第十五回中写乔峰"执掌丐帮八年……",而汪帮主那封信"……下面注的日子是'大宋元丰六年五月初七日'乔峰记得分明,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帮帮主之日……",则可知乔峰是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当的帮主,以此推算,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之时乃是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

而此时是三四月间,推算回去全书开始时应是上一年的秋冬季(拈花寺里的景象是黄叶飘落,考虑到大理气候偏暖,应是秋冬季,从开始到鸠摩智劫走段誉经过了十八天,之后"这般走了十余天,料想已出了大理国境……又行了二十余日……这一日终于到了苏州城外……这时正是三月天气"),因此《天龙八部》开始于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

关于结束,书中出现的可参考历史事件就是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改元。史载此事发生于哲宗元祐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之后最多二三月时间("如此过了月余,那四名说客竟毫不厌烦……",且提到要渡黄河,则显然未到封冻季节)萧峰自尽。全书结束。

所以《天龙八部》就结束于元祐九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

只是这样一来,书中就有了两处时间上的矛盾了(史实上的矛盾例如大理国皇位继承的顺序与时间等就不去管它了,这里说的是时间上出现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一个是钟灵这小姑娘的生日,第一回写的明明是钟灵"十六岁",可第二回和第九回都写了钟灵生于"己未年十二月初五丑时",则算一下干支可知,钟灵应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生人,全书开始时才11岁……这个,汗……另一个是段誉的年龄,书中第一回和第四回两次提到当时段誉已经19岁了("钟灵道:'十六!你呢。'段誉道:'我大你三岁。'……段誉插口道:'嗯,你十八岁,小我一岁。'"),可是第四十八回中却说段誉生于"大理保定二年癸亥十一月廿三日"也即公元1083年,则全书开始时7岁。再汗……

不知为何金庸先生把生日都写得那么清楚了,却没有算对年头……

射雕英雄传

年代背景：公元1199年――――公元1227年

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嘉定十四年左右(公元1199年-1221年左右)

开始的时候,张十五明确提到:"……光宗传到当今天子庆元皇帝手里,他在临安已坐了五年龙廷……"。

所以故事开端于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而郭靖杨康生于1200年。

全书结束于成吉思汗辞世,如按史实则发生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

但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的时间流程——郭靖18岁烟雨楼之会后,大约只过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全书结束(……这一找就是半年,秋去冬来,冬尽春回……又过月余……军行十日,已抵撒麻尔罕城下……两人如此在石屋中一住月余……又过数月,眼见金风肃杀,士饱马腾,成吉思汗又兴南征之念……缓缓南归,天时日暖,青草日长……)。

尽管到底经过了多少年并不非常肯定,但由下面《神雕侠侣》的考证(杨过应生于1219年而《射雕英雄传》结束时杨过还是个婴儿)可知,说是两三年不会有太大误差,则此时最多也就是1200+18+3=1221年。

白马啸西风

时代背景：清初

论据1:书中明确写了此时距高昌灭国(高昌麴氏王国立于北魏景明三年辛巳/公元501年,灭于唐贞观十四年庚子/公元640年)已有"千余年了",则最早也得是1640年以后,即顺治即位之后。

论据2:书中出现了山西镖局("……在山西省太谷县开设了晋威镖局……")。据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考证,镖局一行约起于明末清初,盛于康乾,最早为山西人创办。依书中所描绘情形看,镖局业显已相当兴盛,则至少应在清建国一段时间后。

由上述论据看,《白马啸西风》的历史背景至早是清初顺治年间,而实际上最可能是与后面的几部书一样,发生在康雍乾时期。

鹿鼎记

时代背景：清康熙八年-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69年-1687年)

《鹿鼎记》一书虽无明确提到年月,但通篇系依历史事件贯穿而成,因而就以历史史实为年代依据。

全书开始时陈近南救几位名士一事发生于何时殊难确定,就马马虎虎地认为是和第二回的内容同时发生好了。而第二回开始的韦小宝历险记则是发生在擒鳌拜之前的数月(最开始赴京城花了一些时间,后来"韦小宝和小玄子两个月斗了下来……",再后来学大慈大悲手又"……这么半吊子的学上两三个月……")。史载擒鳌拜一事发生在康熙八年五月,那么我们也就省点事,不再跨年份了,姑且认为全书也就开始于康熙八年年初好了。

结束时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自然是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此事发生于康熙二十六年。全书结束于韦小宝隐居,此时距协定签署最多不过数月时间(从尼布楚回京约一月余。之后就是茅十八被捕和法场换"子"。再隔一个"冯锡范失踪了十多天"就是离京回乡。然后途中在舟上决意隐居),所以当仍在康熙二十六年。不过,这样算来,此时我们韦爵爷的岁数……书开始时是"十二三岁",再加上十八年——已经是过三张儿的人了啊……

笑傲江湖:

明中叶(公元1500年后)

论据1:书中祖千秋评酒具时提到过"元瓷",本朝之人当不会用此口吻叙述本朝之事,由此可知《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当晚于元,在明或清。

论据2:文中所提到的官职。地名。县府建置均为明清两代所特有。

论据3:《鹿鼎记》中有"……前朝有令狐冲……"之句,则为清代之前无疑。

结合前三条论据可知,《笑傲江湖》发生在明代。

论据4:根据长江三侠《笑傲江湖年DK》一文中对华山派师承的分析,则穆人清约为令狐冲徒孙一辈。《笑傲江湖》当发生于明中叶1500年左右。

论据5:文中提到"其实百余年前,这教派的真正名称便叫作五毒教,创教教祖和教中重要人物,都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此时五毒教被称为"五仙教",而在《碧血剑》中则又恢复为五毒教的称呼,一教名称的变更当有一两代的时间才是;另从何红药等人的师承关系看,看作蓝凤凰的徒孙或更远一辈也较妥帖,这也与穆人清是令狐冲徒孙大致相称。

论据6:文中提到"峨嵋……立派数百年……",则至少当在郭襄建派200年后。郭襄是中年后建立峨嵋,则此时至早是公元1500年以后。

由上述三条可大致确认,《笑傲江湖》一文的时代背景当在明朝中叶的公元1500年以后。

关于“河北”。明朝时河北称为“北直隶省”，清朝时称为“直隶省”，直到1928年才称“河北省”。所以根据小说中“河北”的称呼就判断是清代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不同吧！

关于“日月神教”。如果是在清代，为什么不公开叫“明教”呢？而且日月神教明显是江湖教派而非政治组织，所以反清复明是说不通的。合理的解释是，朱元璋依靠明教的势力当上了皇帝，但鸟尽弓藏，开始清洗明教势力。而明教本来就是一江湖组织，所以只好避讳改名为“日月神教”，把总舵藏在黑木崖上（光明顶已经呆不下去了），行事也就越来越古怪了（躲避官方追捕）。而它发源于西域，又与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与中原各大门派格格不入，累世结为仇敌。

笑傲江湖发生在明代的基本考证

元朝末年张三丰还健在，而笑傲中的冲虚是张三丰的n传弟子。可见，笑傲肯定发生在元代之后。在鹿鼎记第二十三回中澄观曾道：“古人说道，武功到于绝指，那便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听说前朝有位独孤败大侠，又有位令狐冲大侠，以无招胜有招，当世无敌……”。可见，笑傲发生在清代之前。因此，笑傲的基本背景是明代。

笑傲江湖的具体起止时间

1、明朝的起止时间为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到公元1644年（崇祯上吊）。

2、笑傲中写到：八十余年前，日月教几名高手长老夜袭武当山，将宝剑连同张三丰手书的一部‘太极拳经’一并盗了去。明教与武当渊源很深，不但有张无忌这层关系，还有杨不悔这层。杨不悔的父亲杨逍是张无忌的继任教主。因此，在张无忌和杨不悔活着的时候，日月教绝不可能夜袭武当山。《倚天》一文有比较可靠的历史背景和时间推算，倚天结束时的时间是1358年，张无忌22岁，杨不悔约16岁。两人的影响力比较合理的估计是55年，此时无忌近80岁：即使他已经避世海外多年，以他对明教的震慑力，日月教至少也要到这个时候才敢对武当不敬；杨不悔此时70岁出头，可能会去世了。当然，更可靠的估计是55年-65年。这样，笑傲最后一章魔教归还武当书剑的时间约为1358年后的140年到150年，也就是1498年到1508年之间。

《碧血剑》中华山的风祖师，神态飘逸，应该就是风清扬了。因碧血剑完成较早，金庸写作笑傲之时，对华山剑派的设计已经考虑到碧血剑中的华山派了，所以他设计风清扬这个名字的依据显然是“风祖师”。风清扬自己是不会重建华山派的，合理的解释是令狐冲为了重建华山派，不让华山剑法和内功失传，后来收了徒弟。为了不给自己套上羁绊，也为了纪念风清扬，所以奉风为祖师。那么，穆人清应该是令狐冲的几传弟子呢？考虑两点：一，华山派的门规有许多，以令狐的个性是不会定什么门规的，所以传到穆人清至少也要三代；二，穆人清说“本派剑法更是博大精深，加之自历代祖师以降，每一代都有增益”，可见穆人清至少也是令狐冲的三传弟子。

在明亡同年华山派召开门人大会（1644年）。当时袁承志二十多岁，约与冯难敌的儿子冯不摧、冯不破同年。冯难敌的师父黄真乃穆人清之徒弟；以每代二十来年计，穆当年已九十高龄了。如果穆人清的师傅的师傅是令狐冲的弟子，同样以每代二十年计（但按令狐冲40岁收徒），令狐冲应该比穆人清大80岁左右。这样，令狐冲的出生年在1470年左右。

看一下笑傲中关于年龄的细节问题。

文章开篇为第一年。第一年春天，灭门，林夫人39岁，属虎。

第一年，令狐冲出场。令狐此时28岁。

第二年夏天，令狐冲被囚。

第三年三月十五，五岳剑派并派。

第三年，日月神教归还武当书剑。

第六年，令狐与盈盈成亲。

第七年暮春，故事结束。

第一年林夫人39岁属虎，可以推断这一年是蛇年，查万年历，结合2，可知当年为公元1497年或1509年。再结合3，推断为1497年。令狐冲生于1469年。

书剑恩仇录

时代背景：

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四年(公元1753年-1759年)

开始即明确点出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之后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两年时间里,从乾隆二十三年李可秀赴浙江任开始,九月黄河渡夜战,初冬周绮结婚,转过年来黑水营之围(这与史载兆蕙征讨回部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相合),同年全书结束。

神雕侠侣

时代背景：(公元1232/1233年――――公元1259年)

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六年-开庆元年(1232/1233年-1259年)

《神雕侠侣》开始的时间可以由杨过的年龄推算:窑洞前出场时杨过是"十三四岁少年";

而由《射雕英雄传》中的相关情节可知,穆念慈是烟雨楼之会那年也即1218年在铁掌峰上受孕的,加上十月怀胎的时间,则杨过应出生于1219年。

由此可知,《射雕英雄传》一文的最后郭、黄遇到穆、杨母子时,杨过2岁左右;

而《神雕侠侣》则应开始于1219+13/14=1232/1233年。

《神雕侠侣》结束那年是风陵渡相会的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这年郭襄16岁。

同年杨过飞石击毙蒙哥(这与史载蒙哥死于1259年7月也相合,尽管地点和死因纯属虚构),而华山论剑就在其后不久,当在同一年。所以《神雕侠侣》就结束于公元1259年。

顺便说一句,此时镇守襄阳的郭靖已经是59岁的高龄了……

侠客行：

明末清初(17世纪30-50年代)

论据1:史婆婆曾提到"……但张三丰祖师是数百年来武林中震烁古今的大宗师……",则至少是在《倚天屠龙记》二。三百年之后——其时已在明后期或清初。

论据2:书中的地名显是明清两季所有。

论据3:由下文《白马啸西风》的考证可知,镖局一行约起于明末清初,盛于康乾。则《侠客行》中既已提到镖局之事("渝州西蜀镖局"等),则至早也应发生在明末。由此可知,《侠客行》应发生在明末或清朝。

论据4:书中提到了一个具体年代的干支:"……只见簿面上写着'河北通州聂家拳'七字,打开簿子,第一行触目惊心,便是'庚申五月初二,聂宗台在沧州郝家庄奸杀二命,留书嫁祸于黑虎寨盗贼',第二行书道:'庚申十月十七,聂宗峰在济南府以小故击伤刘文质之长子,当夜杀刘家满门一十三人灭口。'……"

干支之数每六十年一转,由此我们可大致估量一下其时的年代。明末清初的庚申年有1620年、1680年、1740年、1800年、1860年、1920年……

不过真要扯到闹八国联军的年头上去,只怕是不大合金派小说的味道(一般是不倾向于将金派小说置于晚清或更后的年代)。所以也就是1620年、1680、1740、1800这几年比较相象(小说中的年代比那个"庚申"年还要晚十到三十年,所以1860年也显得晚了)。

而在这个"庚申"年前后的三十年里,少林的大师先有妙谛。后有普法,由此可知决不能是康熙年间(《鹿鼎记》中少林僧是晦。澄。净。华各辈),也不能是乾隆年间(《飞狐外传》里少林掌门是大字辈,而《书剑恩仇录》中同时期的南少林中也有大字辈,因而我们可大致猜测南北少林当是使用同样的用字来排辈,则依据《书剑恩仇录》中南少林的辈份可知北少林在乾隆年间也是天。大。元等辈),即使是嘉庆朝的1800年也躲不开排辈问题(妙谛是第一拨赴岛的,则其执掌少林还要在"庚申"年前的二三十年,但1770年左右的《飞狐外传》时代还是大字辈居尊,何况后面还有个元字辈呢)。这样一来,这个"庚申"就几乎不可能是在清朝了——实在是排不开了。

因而《侠客行》当发生于明末清初的163X年-165X年(1620年+10年~30年),至迟不晚于顺治朝;尽管这样与镖局业的兴盛有些时间不合,也只能将就了。

倚天屠龙记

时代背景：公元1262/1263――――公元1358年

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262/1263年-1358年)

开篇郭襄遇到张君宝时张"十六七岁",而"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时张三丰90岁,则倒推可知小说开始时应为公元1262/1263年,即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四年。

另外,开篇明确提到"郭襄……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于是禀明父母,说要出来游山玩水,实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自北而南,又从东至西,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因此郭襄上少林应在华山之别后3。4年间。

由上面《神雕侠侣》年DK可知,也就是在公元1259年后3。4年,正是1262/1263年间。

由上可知,《倚天屠龙记》开始于1262/1263年。

关于结束时间,有两条渠道。一是按历史事件推算,《倚天屠龙记》结束时可参考的历史事

件就是韩山童战死,而史载韩山童被捕遇害是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这与书中的时间流程明显不符。因而用历史事件来定标行不通,还需要从另一渠道来考察——这就是张无忌的年龄。

《倚天屠龙记》一书虽然有着明确的历史背景,但除张三丰的年龄和历史纪年有明确的对应外,其它具体年月并不清晰。这就需要有一个推算的渠道——张无忌与张三丰之间的年龄对应关系就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标准。我们将通过考察无忌在全书结束时的年龄来推算其时张三丰的年龄,并由已确知的张三丰年龄与历史年代的对应关系得到《倚天屠龙记》结束的时间。

我们知道公元1336年时,张三丰90岁,且其生日为四月初九;就在这一年,张殷相识。谢逊现身。仙舸北渡。而张三丰百岁时即公元1346年的四月初九时,按书中所述张无忌"十岁"。但他是刚满十岁还是即将满十一岁呢(这牵扯到后来的年代推断)。

这涉及到张无忌的出生月日,这一点书中交代得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殷素

素怀孕应该是在到岛上不久之后——"忽忽数月,有一日……张翠山一怔之下,大喜过望,叫道'你有孩子啦。'……"

——故而应还是在1336年,且由下面一段可知,至迟不会晚于秋季。

"天候嬗变,这时日渐短而夜渐长,到后来每日只有两个多时辰是白天,气候也转得极其寒冷。殷素素有了身孕后甚感疲懒,但一切烹饪。缝补等务,仍是勉力而行。这一晚她十月怀胎将满……"由这一段并不能准确断定分娩发生的时间,但大致可以推断应在冬末或转年的春季,也即张无忌生日在冬末或初春。而无忌离岛时也是冬季("……每年黑夜最长之时,总是刮北风,数十昼夜不停……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则1346年4月张三丰百岁时,

张无忌应为刚满十岁(此处当是按虚岁计,即以出生为一岁,故九年多十岁)。

这之后,又有几次提到年龄与时间。

"谷中安静无事,岁月易逝,如此过了两年有余,张无忌已是一十四岁。

"他在这雪谷幽居,至此时已五年有余,从一个孩子长成为身材高大的青年。

但真正对推断年代有价值的是张无忌出谷遇蛛儿时的对话:"……蛛儿道'你几岁啦。'张无忌道'二十一岁。'……"

在这之后再未明确提过无忌的年龄,故此时的具体年月确认就很关键了,但遗憾的是这时恰好又是冬季("次日续向西行,走出百余里后,已是正午,赤日当头,虽然隆冬,亦觉炎热……")。则张无忌说他"二十一岁"时是刚过生日还是已近下一个生日仍然不明。不过从经历的时间长度(蝴蝶谷时14岁多,赴西域后在朱长龄家过过一个新年,应视为已15岁了,又在谷中5年有余)来看,笔者较倾向于此时刚过21岁生日,则无忌此年21岁。数月后的八月十五,蝴蝶谷聚会,无忌仍然21岁。转过年来的三月十五,张与周的婚礼。同年的数月后就是全书高潮的端阳屠狮大会。韩山童战死。全书结束。由于是在九月九端阳后,故张肯定已经是22岁了。

故《倚天屠龙记》结束时,无忌22岁。根据张无忌与张三丰的年龄对应关系可知,时年张三丰应为112岁,故当在公元1358年。

碧血剑

时代背景：明崇祯六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33年――――1644年)

《碧血剑》一书的起讫时间比较确定。书开始于"(其时正是)崇祯六年……",

而结束于闯王兵败离京。李岩自尽的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

鸳鸯刀

时代背景：清中前期

论据1:明确点明了是清朝。

论据2:文中提到了全国18省,则年代当在顺治朝之后,光绪朝之前。

论据3:民间的反清活动在乾隆朝后已渐趋势微,因此如书中所写的萧半和的父叔辈与满清血战而死。萧半和自己甘做太监图谋行刺之类的举动,

也以发生在清前期较为相称。另外文中提到的当今皇上在做贝勒时就广派密探寻访武林至宝的举动,虽不能说就此断定,但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那位雍正爷……

金庸是哪里来的灵感，著有如此经典武侠小说？

射雕英雄传》主要发生在宋朝。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郭靖和杨康即是代表勿忘靖康之耻。

宋（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后由赵氏建立的朝代。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 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代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代为南宋。

蒙古南侵始于宋端平二年（窝阔台汗七年），即公元1235年。（事实上1234年宋理宗欲趁蒙古灭金大军北归，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却被蒙古所败）

1235年蒙军便对南宋兴师问罪。蒙古军分路进攻四川与襄汉，被击退。三年，蒙古军再攻四川，绝大部分州县失陷。蒙古军又占领襄阳。淳祐二年（1242），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 ，屡次击退蒙古军的侵扰 ，但未能恢复全蜀。宝祐六年（1258），蒙哥汗大举侵宋，兵临合州钓鱼山城下，开庆元年（1259），宋将王坚率军民死守钓鱼城重创蒙古军，蒙哥战死于军中（该年8月，蒙古军中痢疫盛行，蒙哥亦染此病，被迫回师，10余天后死于合州钓鱼山下）。贾似道私自暗中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贡，双方划长江为界。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的忽必烈已知蒙哥汗死讯，急欲北返，争夺皇位，遂答应贾似道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射雕英雄传》中后期的战争主要是描述宋元战争史上的襄樊之战。宋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命刘整、阿术等率军围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次年，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

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八年，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以张顺、张贵为都统制。五月，张顺、张贵率舟师顺流而下，冲破元军拦截，抵达襄阳。激战中，张顺牺牲。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郢将与之约定派军驻龙尾洲接应。至期，张贵率军突围，但龙尾洲已为元军所据。宋军仓卒接战，大败。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咸淳九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元军又攻襄阳。二月，宋将吕文焕以襄阳降元。

1278年张世杰和陆秀夫拥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退至南海中崖山（今广东新会市南海中）。祥兴二年，元水军向崖山发起猛攻，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射雕英雄传》中有明显的史实错误：

一：金正大4年（公元1227年）8月，成吉思汗击灭西夏后，死在六盘山。而蒙军南侵在1235年，此时成吉思汗已经逝世，郭靖到北方何能见到成吉思汗本人，最多给他烧烧纸钱。

二：襄樊之战从咸淳四年到咸淳十年共历六年。在襄阳被围5年的时间内，吕文焕仍然在竭力据守，可见他并不是那么贪生怕死之辈，金庸书中所写有失偏颇。

三：既然襄樊之战历时六年，那么郭靖夫妇就不可能与杨过夫妇在襄阳共抗蒙军，因为其中可能已经过了三十多年。

以上只是供大家参考。其中的史实金庸也必定烂熟于胸，为了情节的需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金庸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历史只是提供了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其中有否与史实的出入，也不必太过苛责。但是如果真要选入教材，又另当别论，这是题外话。

有个评论家说过，现在的作家缺少的不是生活中的素材，而是缺乏丰富的想象力。金庸正是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我们带入了多姿多彩的武侠世界。唉，他要是多写几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那该多好！

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金庸先生创作的灵感与他的家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傲骨气节的忠良，他不满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当时有民众烧教堂，作为官员的他为维护民众，带头辞职以平息事件。金庸受祖父影响，明白一定要读书，才能解救民族苦难，故他尤爱阅读关于历史的书籍，如《资治通鉴》《二十五史》等。影响金庸至深的另一人，就是其父查枢卿。查父在金庸年幼时，每天将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剪存给他看，令他对武侠小说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主动追看《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等著作，为日后撰写武侠小说奠下根基。

金庸先生出生、成长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在我看来他的许多作品实际上是在借小说，来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希望世界可以如他笔下的江湖一般，恩怨分明，善恶有报。

金庸先生对于中国武侠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都有着深远影响。金庸先生将他心中的江湖写下来，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看见，滋养心中的浩然正气，影响他们要是非分明，心中有善意。

更重要的是，金庸先生的作品还被拍摄成**电视剧，传播力更大影响也更加深远。甚至很多外国友人看见都称赞！

[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作者：江山依旧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一个国家、民族，科技落后，会受人宰割；一个国家、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人文精神缺乏，就会虚无、异化；一个国家、民族，有传统优秀文化和民族人文精神，却不加珍惜，其前途必然暗淡无光，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在经典涵咏中传承中华文明，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国文试题及其他伍立杨台湾省中学国文试题，让祖国大陆的一些博士望之傻眼。此事议者颇多，成了最近的网络热帖。索(找)而观之，这些国文试题不过一些巧妙实用文言，或从文言作品精粹中抽绎而出，涉及实用古文(非古文运动之古文)以及交际文言、浅近文言。但这些试题又确实很高明，活泼而具有深度，全然不需死记硬背。有感觉，或有较深印象者，就可以从容作答。譬如其中第八题是：(甲)万古丹心盟日月，千年义气表春秋。(乙)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丙)天意欲兴刘，到此英雄难用武；人心犹慕项，至今父老尚称王。(丁)由仁居义，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知言养气，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问：上引对联各咏一历史人物，若依序排列，正确的选项是：(A)关羽/扁鹊/项羽/孔子，(B)关羽/华佗/项羽/孟子，(C)文天祥/华佗/刘邦/孔子，(D)文天祥/扁鹊/刘邦/孟子。此间有几位青年博士笔杆咬破，不能作答，勉强答之，谬误俱出。文化的危机远非博士不能答题一端，更为内在的悲哀乃是教育的走偏，固有文化土壤层层剥落，学生对于固有文化并无记忆。其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全球文化交流多元的情况下，没有对话的本钱和能力，对于文化的再生再造，不具有任何其他的选项。学生本人不能答题的背后，也没有自主的个人，没有理性与道德的公民影子。对文史哲经典的轻忽与轻视，致使学生对数千年来孜孜累积的文化成果毫无叩问触摸的能力，结果产生如同生物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现在课程设置片面偏向实用，使文化素养的培育成为单薄的附庸。中文系大量学习应用的或商业的写作，既不能做抽象的文史哲之思辨转圜，更不能体悟思想巅峰激荡之美学欣快。就是一般企业企划、单位总结、广告文案，也写得拖泥带水，恶性欧化，市面上多不可数的商业广告文体，疙疙瘩瘩，生造硬来，令人头胀不已…片面注重实用，结果是无根之木，既不实、也无用。、鲁迅、胡适…当年都给青年人开过书单，大多是中国文史哲之最基本著作，如梁氏所开书单，子部无非老庄荀韩，史部前四史加资治通鉴，鲁迅偏向子书，但都很常见而不生僻，并非钻牛角尖。这些书乃以大学低年级、中学生为对象。而今人往往中壮年以后才去匆匆补课，或者根本形同陌路，接受融会的成分当然不免大打折扣。中国文史之最基本，包含价值判断、古人生活经验总结等，看似不能直接为今之学生择业所用，实则乃如文火煨药，其作用是潜在的。经典中，饱含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需今人以现代的眼光，摭拾贯穿。作为一种普及，百家讲坛之类随心所欲、不着边际的发挥也自有其市场和意义。但市场难持久，意义也不大。根本基础的巩固培育还需从典籍原著着手。现在已将京剧纳入学校，实则尚不如先将基本经典置入教材，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学生学得大概，亦可奠基人文素养。而修习京剧，待行有余力，根据各人兴趣选择不迟。(摘自2008年3月26日《文汇报》)[赏析]大陆博士"笔杆咬破"，却将"台湾省中学国文试题"答得"谬误俱出"，无怪乎作者会感慨万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内在的悲哀乃是教育的走偏。由于当下大陆的教育"片面注重实用"，致使学生对泱泱中华的文化成果毫无叩问触摸的能力，大有退化之势！可叹复可怕！"经典中，饱含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看似不能直接为今之学生择业所用，实则乃如文火煨药""作用是潜在的"。这确实是对经典作用的精辟概括！文章语言简练，用词准确。为什么不读经典彭程今天，没有人质疑、否认应该读经典，但真正的践行者却寥寥无几…我想，至少有以下一些因素，让人们对经典作品敬而远之。因为经典不打算讨好人，不挖空心思地邀宠，千方百计地诱惑你去读它。作家在写作时，只是要写出他对生活的所感所思，他自己的欢欣和疼痛…他是写给自己看的，至多是写给他认为可以与之对话的少数人看的，并没有打算将大量的读者变成自己的拥趸，也没有其他的动机。曹雪芹赊账喝粥写《红楼梦》时，并没有想到把它做成畅销书，赚它个钵满盆溢。因此，它们不会时刻想着为读者提供方便，不那么追求顺畅好读，不制造噱头来哄你逗你，不担心你理解不了因而降格以求。既然兴趣不在艺术之外，因此也就有足够的勇气藐视市场法则，这样，它倒是很好地保持了本身的纯粹质地，这有助于它成为经典，虽然往往是在其后很多年的事情，且也只有其中的极少数获此幸运，作文素材《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这一点，正是经典作品最为根本的特质。它决定了、派生出了经典作品的其他许多特征。对于那些渴望阅读之"轻"、把阅读当做一般性的消费的读者，这些特征，往往成了一道屏障，让他对经典产生出隔膜，结果他将无缘分享那些出自人类杰出头脑的感受、智慧和发现。因为经典总是关注那些具有根本和普遍意义的生存状态，它们构成了生活的最基本的框架，展现了生活背景上最广阔最朴素的底色。生活的画面尽管千姿百态，但都是由那些最基本的元素组合拼接而成。谁会去关心一个荒野里的农民的拓荒经历，不管是北欧的荒野或者是澳洲的荒野。我们的一心瞄准时髦或"前卫"话题、挖空心思梦想一鸣惊人的作家想都不会想…因为经典瞩目的是事物的内部…在层层剥茧抽丝般的探寻、追究之后，它触及事物坚硬的内核。即便从某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入手，经典作品也总会深入其中，烛照其背后的人性的晦明、生活的沟壑--这一点成为它和平庸作品的本质区别。后者对那些热闹喧哗、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地方会趋之若鹜，但也仅仅是关心事件的进程而已。在故事之外，他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做更深入、广泛的关注和分析，甚至缺乏这种兴致。《安娜·卡列尼娜》取材于旧俄时代彼得堡社交界的一则轶闻，《包法利妇人》来自于一桩沸沸扬扬的通奸事件，这类故事都足以吸引眼球，也永远会受到报纸花边新闻栏目的追逐，但只有托尔斯泰和福楼拜，才凭借他们的天才的洞察力，精确地描绘出了一个人的热情和梦想，挣扎和无奈，揭示了人性的丰富和局限，欲望和规范无休无止的纠缠。因为经典有时会显得呆滞笨重，不曾以轻盈妩媚的姿容愉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的时间精力的，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基本上是一个常数。他太留意那些本质性的东西了，目光常常就疏忽了表层和细节，而后者倒是容易带有一种妖娆轻松的神情。这就仿佛现实生活中，许多真正具有个性的人，常常显得大智若愚，小事情上犯糊涂，会因某种乖戾的举止而被取笑…因为经典所关怀、所弘扬的，总是具有永恒性的东西，这点使其和当下的喧嚣隔离开来。不同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固然千变万化，但那些支撑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价值理念，却被一代代的人们传承至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善良、慈悲、正义、爱和献身…经典作品认可这些，并加以进一步的表现。它们因此也朴素无华，就像稻谷一样，人们每天食用，却很少会想到去赞美。这样，那种试图追逐新奇阅读之人，就难以眷顾这类作品。他们会认为经典作品是老生常谈，转而追逐那些看起来带着某种新奇色彩的东西。但新奇本质上是浮泛易逝的、似是而非的，形式常常远远大于内容，并不具有经典作品的无限的生长性、丰厚的阐释空间…总之，诸多方面的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阻碍的合力，让我们疏离经典，面对人类精神的优秀创造物却漠然视之。于是，这也就让我们和深刻、和睿智，和经由艰苦求索而获得的精神愉悦等等美好而珍贵的收获无缘了。(摘自2008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赏析]本文采用举例、对比、比喻等方法，条分缕析地阐明了经典的诸多令人仰望的品质，在赞美一些前辈大师的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当今艺术创作中的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以及许多读者阅读兴趣的浅近化、低俗化等现象。作者对经典品质的分析、概括之精到，遣词之准确，设喻之生动、新奇都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被电视放大的经典康慨爱读书的人不需要理由，不读书的人却有许许多多的借口：没时间，忙炒股，打游戏，或者赶着去各个博客抢沙发。读书是一种爱好和习惯，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才不致荒废的技能，因而从小培养良好的、持续的阅读习惯便十分重要。卡尔维诺不否认过早阅读经典往往不能尽得其精髓，因为小时候没耐心，精神不能集中，或缺乏人生经验。但是他也指出，青少年的阅读，可能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而经典作品正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教育专家们已经发现，阅读开始得越早，便越有可能发展成一生的爱好。十几岁的时候再去开始这样的尝试，已为时太晚，从而丧失掉了亲近图书的最好机会。然而现在，甚至一部分老师也开始对经典产生质疑，认为这些作品对孩子们来说太艰深和枯燥，为了迎合孩子的兴趣，不惜以轻松甚至轻佻的作品取而代之。不久前，围绕着中学课本"金庸战鲁迅"事件而发生的争吵，正是这种奇怪心态的反映。殊不知，现在我们孩子们的问题，不在于经典读得太多，而是太少，不在于读得太早，而是太晚。新一代的电视学者们，也把眼光盯紧了经典。但是，轰轰烈烈的品《三国》和解《论语》行动，并未将数量庞大的读者引向经典本身。于丹的听众们走进书店，眼中仍然只有于丹，而非《论语》…美国有个影响极大的电视读书节目--"欧普拉读书俱乐部"，由电视脱口秀女皇欧普拉·温弗莉主持，每季度发布一本推荐图书，在家庭妇女中有惊人的号召力，所荐图书，即便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样"老"的大部头，其销量也动辄超过百万册。但是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销量却几乎从未因此得到任何拉动。欧普拉推荐什么，她的观众们就读什么，之后便是等待，等待下一本推荐书的发布。于丹和易中天的读者，与欧普拉的观众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被电视无限度放大的经典光环轻易催眠，只是被裹挟进了一场媒体与商家合谋的打着经典旗号的商业狂欢。阅读此时成了另一层文化的包装，一种营销的手段。(摘自《中国新闻周刊》)[赏析]经典似乎越来越为人所注目，可不知是传播者们的动机不纯还是追逐者本身内功太浅，经典本身至多依然只是一种摆设，依然无法走进追逐者的心中；追逐者的狂热似乎也只是一种附庸风雅。这不能说不是民族的一种隐痛！文章揭示的这一现象可谓切中时弊，值得每一个有责任的文化人深。（）　　〔高考作文素材---守望经典〕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直到你获得成功的经验。